梁启超的真正死因诽谤《楞严经》，即生就下地狱的果报

湖心亭看雪客公众号 2019-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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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真正死因诽谤《楞严经》，

即生就下地狱的果报

传喜法师慈悲开示

佛教界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大居士叫梁启超，戊戌变法时和康有为他们一起的，是个学者，也是佛教界的大居士。他研究《楞严经》读了一遍不懂，二遍不懂，三遍五遍还是不懂，他就说，靠我这个水平中国也没有几个超过的了。他不但是举人还是进士，皇帝面前考过试的，文学水平最好的。他读不懂，就怀疑这个经是伪造的，就写了一个论，结果没几天人就病倒不行了。

因为他是名人，民国时就象国家元老一样，住进北京最高级的专门给大人物治病的协合医院，医院正好从国外回来一位医学博士专门给他诊断，诊断出来说是一个肾坏掉了，要想延续生命的话，可以拿掉一个坏肾。结果手术后没几天就死了，这在当时成为一个謎。一直到前几年，协合医院的医疗档案保密期过了才知道，这个医学博士给他做的切肾手术切错了，把他的好肾给切掉了，坏肾却留在里面了。不做手术还能多活几天，做了手术没几天就死掉了，这就是诽谤《楞严经》，诽谤正法，谁也救不了，而且是即生就下地狱的果报。

由于他很有学问嘛，他说《楞严经》是伪经，社会上就有很多人起哄说《楞严经》是伪经。宣化上人痛心疾首地劝告大家：《楞严经》是真正的佛法宝典。宣化上人是世界佛协的会长，一九九五年圆寂，圆寂之后烧出一万多颗舍利子。圆寂之后我们师父才告诉我们，说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他向我们保证：《楞严经》肯定是佛说的，不是佛说不出这样好的经典来，如果不是，我愿意下地狱。正因为这部经肯定是真的，所以敢发这个愿，希望大家相信我，也希望这些研究佛法的学者赶快忏悔。

我今天说了《楞严经》进入我国那样子不容易，作为讲经的一个序言，然后讲了《楞严经》因我们的业障重了，魔的力量强了之后，将会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时代己经有这样的苗头了。

梁启超本来从不值一提的，但还是说一下他的下场吧，诽谤《楞严经》！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

梁启超一向都很健康，极少生病。一九二八年早春，他发现尿中带血，便到北京德国医院去检查，结果未发现恶性病变。出院后，他就请中医开中药调理，可是并不见效，尿中依旧有血，他自己也认识到再不认真治疗会有危险了，于是，他就到北京协和医院去诊治。

医院仔细地对他检查，经过几天的化验，终于诊断出一个肾发生了病变，必须做手术切除。协和医院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医院，进行这种手术是有把握的。鉴于梁启超的身分和知名度，协和医院决定由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来做这次肾切除的手术。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梁启超做了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肾切除手术，手术是顺利的。然而，手术以后他尿中仍然有血，医生们说出血是由于他操劳过度，于是决定每隔两三个月给他输一次血，同时命令他休息配合医院治疗。

手术时，他儿子梁思成和新婚妻子林徽因正在欧洲旅行度蜜月。梁启超为了让他俩的蜜月过得美满愉快，并未将自己的病情告诉儿子。四月二十六日的信还说他手术后的健康“大有进步”。当年夏末，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国，见到他父亲照常在进行研究和写作，也放心了。

当时，谁也料想不到梁启超的生命已近终结，十月开始，他已不能正常工作，到了十一月十二日，他已无法坐起来写作了。从此卧床不起，医药无效，至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启超终于离开了人世，死时五十六岁。

梁启超显赫一生，英年早逝，不仅对他毫无思想准备的儿子是一个残酷的打击，对于他的同侪和追随者以及广大读者，都是难以接受的。

为了告慰公众，梁思成写了他父亲离世前几个星期、几天的情况登载于《大公报》上，开头第一句就是“我父亲一向非常健康，很少生病。”这句话蕴涵着多深的悲凉和痛惜啊！

关于梁启超死因真相，梁思成及其家人并不知晓，公众更不得而知。直至一九七一年梁启超逝世四十年后，梁思成才从他的家庭医生那里得知了父亲早逝的真相。

据当时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透露：“在病人（梁启超）被推进手术室之后，值班护士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没有仔细核对挂在手术台旁边的Ｘ光片就进行了手术，手术非常顺利，可是却把那个健康的肾切除了。这个悲惨的严重错误在手术后即被发现，然已无法补救了。由于与协和医院的名声攸关，也顾忌到社会的反响，此事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事后，刘博士辞去了协和医院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对此，在霍华德。布尔曼编的《中华民国人名辞典》中是这样说的：“刘博士认为并且教导说，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挚友、美国学者费正清夫人费蔚梅因英文撰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首次披露了梁启超死因的真相，该书于一九九七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但不知有多少人阅读过该书，并了解到梁启超之死的真正原因？

梁启超在天津

据说，梁启超的宅院是他在天津的英、日租界经多次勘察均不满意，最后选择了意大利租界而建的房子。位于现在的河北区民主道。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看样子，那时候建房子是可以自己买地皮自己找建筑设计师建的，而不是在报纸上看那些不靠谱的房地产广告，然后去售楼处，买他们的房子。

同样享受建房自由的当然不是梁启超一个人，很多高人从北京来到天津，一边休闲，享受海河给他们带来的闲暇时光，暂避北京的政治旋涡，一边思考中国的未来和命运。

与梁启超做邻居的有，刘髯公、曹禺、张廷鄂、汤玉麟、曹锟等等，倘使饭后散散步，他们之间做个决策，出个想法，乃至打个喷嚏，可能就影响了这个国家。

他们所在的租界是意大利租界。

现在的房地产会宣传自己的楼盘有什么风格，有的讲是教育发达，有的讲是有湖，有的讲是绿化好等等，当年也有这样这样的说法，后人曾这样评价当时天津这些租界的风格，说英租界富裕，很多达官贵人在那里享乐，法租界很革命，而意大利租界则很民主。

“戊戌变法”让梁启超厌倦了北京惨烈的政治，到了天津，他曾表示“永住津，不住京也”。给他在租界建的房子起名叫“饮冰室 ”。这是一所浅灰色两层小洋楼。楼内正面有三个小拱厅，门前两侧是石台阶，当中有蓄水池，池中雕一座石兽，口中喷水常年不断。一楼正中为大厅，大厅周围5间房子除1间为杂房外，其余为书房和图书室。二楼靠西北角也是1间大厅，靠东南角有几间主要作卧室或图书资料室。建筑共有房34间，建筑面积949.5平方米。

无数个日日夜夜，他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宅院里著书立说，思考中国，也和他的学生蔡谔一起策划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他很器重蔡谔，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家中挂有他的戎装画像。

如果有人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的天津上空俯视这个城市的话，一定能够看到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心地不同的理想和目的出入不同的建筑，与这些寓居津门的社会名流们，畅谈动荡中国的未来走向，畅谈这个国家人民的福祉，有人付诸行动，有人四处游走，有人为了一己私利，有人为了国家大局，当然，也有很多人随波逐流。

如今全都化为一缕青烟。他们的作为、乃至肉体，全都了无踪影。只留下一座被修复的宅院供人参观。

那个年代的梁启超与蔡谔密谋兵事时，定也从天津的上空和百年后的今天俯视过他所在时空，定也能看清楚“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的佛家真言。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他曾提及了自己的人生观中早已渗透了佛家的“业报”思想。

1918年以后，梁启超钻研佛学，撰写有大量佛学研究著作，其中包括《印度史迹与佛学之关系》、《佛教之初输入》、《翻译文学与典》、《佛典之翻译》、《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大乘其信论考证》、《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等，这些文章，涉及了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以及一些重要佛教经典的整理和翻译等问题，而且还有对佛教在印度发端及其在中国发展历史的系统分析。

梁启超在撰写有关佛学研究论著的同时，还以授课、讲座、等方式向民众讲解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且在《论佛教与民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过将佛教作为中国的全民信仰的思想。

作为知识分子，梁也为他信仰的佛教的未来带来了一个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后世更大的影响，不仅是他参与领导的“戊戌变法”，而是他曾考证对中国文化、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著名佛教经典《楞严经》为伪经。

这可能与他处的时代的学术界疑古风气有密切的关系，《楞严经》与其他几部著名的佛经，如《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便最先受到怀疑。民国初年，有人指出《楞严》是一部伪经不过还只是说它是伪托佛说，对於真理内容，却没有轻议。可是近年有些新时代的佛学研究者竟干脆认为《楞严》是一种真常唯心论的学说，和印度的一种外道的学理相同。

　　粱提出，他认为第一：本经译文体裁的美妙，和说理的透辟，都不同於其他佛经，可能是后世禅师们所伪造。而且执笔的房融，是武则天当政时遭贬的宰相。房融可能为了阿附其好，所以才奉上翻译的《楞严经》，为的是重邀宠信。此经呈上武氏以後，一直被收藏於内廷，当时民间并未流通，所以说其为伪造的可能性很大。第二：经中谈到人天境界，其中述及十种仙，梁氏认为根本就是有意驳斥道教的神仙，因为该经所说的仙道内容，与道教的神仙，非常相像。

　　梁氏是当时的权威学者，他一举此说，随声附和者，大有人在。固然反对此说者也很多，不过都是一鳞半爪的片段意见。民国四十二年《学术》季刊第五卷第一期，载有罗香林先生著的：唐相房融在粤笔受《首楞严经翻译考》一文。列举考证资料很多，态度与论证，也都很平实，足可为这一重学案的辨证资料。我认为梁氏的说法，事实上过於臆测与武断，因为梁氏对佛法的研究，为时较晚，并无深刻的工夫和造诣。读《谭嗣同全集》里所载的任公对谭公诗词关於佛学的注释便知。本经译者房融，是唐初开国宰相房玄龄族系，房氏族对於佛法，素有研究，玄奘法师回国後的译经事业，唐太宗都交与房玄龄去办理。房融对於佛法的造诣和文学的修养，家学渊源，其所译经文自较他经为优美，乃是很自然的事；倘因此就指斥他为阿谀武氏而伪造《楞严》，未免轻率入人於罪，那是万万不可的。与其说《楞严》辞句太美，有伪造的嫌疑，毋宁说译者太过重於文学修辞，不免有些地方过於古奥。

　　前面这些都是学术分析和探讨，但后人的另一个论点就彻底证明梁启超在这一点上是在研究佛学之事上犯了个贻笑大方的错误了。

藏文的佛经中，在初唐时代，也是直接由梵文翻译而成，并非取材於内地的中文佛经。藏文佛经里，就有《楞严经》的译本。西藏密宗所传的《大白伞盖咒》，也就是《楞严咒》的一部份。

事隔多年，佛教界乃至学术界早已有定论，《楞严经》绝非伪经。梁犯了个大错误。

谁都会犯错误。

只是梁的这个错犯的大了点，文章千古事，这段未经仔细斟酌的考证流传世间，对后世在信仰意义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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