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李敖的前世今生

特别提示：本文综合了作完了就走博客的两篇博文。

周作人的前世今生

说到诗笺酬唱，有一段故事尚可一说。周作人五十岁时，曾写了两首所谓“自寿诗”，题目为《偶作打油诗二首》，很有意思。后来好友林语堂索诗，他就用八行笺随意抄写寄赠，不料林语堂将手迹影印，发表于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并配上周作人的大幅照片。同期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如此一来，果然影响甚大，以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轰动一时，满城争诵。后来又引来圈内的名流和诗不断，像蔡元培、沈兼士、俞平伯，就连从不写诗的钱玄同也发表了和诗……或许，用现在的话说是“炒作”得太过了，“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鲁迅语），于是又招来了当时一班左翼青年的撰文攻击，遂惹起了一场文字风波。

不过，若就诗论诗来看，周作人的两首“打油诗”写得确实漂亮。

其一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天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回顾自己五十年人生历程，百感交集，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所以，他也就躲进书斋，甘于“消沉”，过着玩玩骨董喝杯苦茶的适意生活。这种状态实际上和周作人的性格颇为吻合，他曾回忆小时侯家中说他“系老僧转世”，所以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之句，而他骨子里所向往的，就是“半儒半释”、不问世事的、悠闲自在的读书生活。

李敖的前世今生

本文根据2004/1/6 中天综合台《奇怪十点钟---康熙来了》节目整理

李敖的命宫主星是巨门，个性耿直明快，多疑善辩，有不畏权势，仗义直言的特质。但也容易招惹是非。他的前世是御史大夫，以敢于犯颜直谏著称。在明朝时，是左都御史吴时来。吴时来1527年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白塔镇厚仁村，命宫是巨门，官至左都御史。明朝法律规定，左、右都御史掌监察、执法之权。吴时来正气凛然，爱憎分明，他２６岁赴京会试时，听闻朝中严嵩之流当道，忠良受戮，愤而题诗一首：驿吏来言星可射，我欲弯弧先射狼。驿吏回言星可摘，欲摘彗星清紫微。“狼”喻指奸臣严嵩，因为他是贪狼星坐命。“紫微”喻指皇帝。可以看出，从这时候起，他就决心铲除严嵩这股恶势力。

严嵩是我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其子严世藩官至工部侍郎，为人更阴险狡诈。嘉靖三十七年，明朝廷打算派遣官员出使琉球（即今日本的冲绳群岛）。由于海上风高浪急，出使琉球者随时有葬身大海的生命危险。早把吴时来当作眼中钉的严嵩，认为这是置吴时来于死地的最好机会，就向皇帝建言委派吴时来去。吴时来慨然道：“好男儿为国葬身鱼腹，并不足辞；只可恨权奸未除，难以报效朝廷。”于是连夜起草《乞察奸邪疏》，上奏皇帝。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严嵩父子恃宠骄横，专权纳贿，扶植小人，朋比为奸，导致边境失守、军困民殃的罪状。认为“今边事之不振由于军民之困穷，军民之困穷由于上官之贪墨，上官之贪墨由于图国之无人”，请求“除恶务本”，将严嵩放还田里，“以立国体”，将严世藩就地正法，“以正天讨”。

然而，严嵩老奸巨猾，他反咬一口，诬陷吴时来是惧怕琉球之行，藉端自脱。皇帝认为其言有理，命锦衣卫将之下诏狱，追问主使之人。吴时来正色道：“我草疏时就已下必死决心，即便妻子也不曾告知，哪来主使之人呢？”锦衣卫发怒，刑讯逼供。吴时来道：“当初祖宗设立言官，交给我们纠察弹劾奸邪小人的责任，若问主使之人，那就是太庙神灵。”锦衣卫大怒，刑罚加重。吴时来道：“古代孔子着经书，教导做人臣当以死尽忠报国，我自幼熟读圣贤之书，思而效仿，若问主使之人，那就是孔子。”锦衣卫更怒，用尽各种刑具。吴时来仰天长叹道：“天生人而赋予忠义之性，自古来因忠义而献身的人很多，我的本性跟他们一样，若问主使，是上天教我这样做的！”锦衣卫怒极，刑讯也更加残酷，但他始终不改词易色。皇帝听了也惊奇不已，于是下诏免死，谪戍“烟瘴之地”的横州。

吴时来谪戍横州（今广西横县）整整十年，但他淡然无怨，闲读群书，加深造诣，并在横州建悟书院朝夕讲学，对当地文化的开拓做出了卓著贡献。他的铁骨铮铮、不畏权贵，守住法纪道德底线的高尚情操，转世到了清朝，成为一代名臣孙嘉淦。

孙嘉淦，字锡公，清代太原府兴县（今山西兴县）人。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说他被年庚尧所杀，这是错误的史实。

孙嘉淦从小家境贫寒。他刻苦读书。康熙五十二年（西元1713年），举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忠言直谏

孙嘉淦在清朝雍正年间任职，享有正直名声。他敢于直言争辩，扶正祛邪。因此，也常受到打击。但他无论居住乡间，还是任职朝中，都能至诚待人，始终保持忠言直谏的品质，成为当时受人敬慕的一位官员。

雍正夺得帝位后，下令朝中大臣，凡对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孙嘉淦在上书中，针对雍正迫害自己的兄弟、大肆授官、无故用兵三事，尖锐地提出“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条建议。雍正接书看后，非常生气，召集朝中大臣，传阅议处，说：“孙嘉淦原是这样一个狂生，决不能让他留在翰林院”。吓得诸臣都不敢说话。只有大学士朱轼回答了一句：“嘉淦确实是够狂妄，但他敢于直言进谏，为臣也很佩服他的胆略！”雍正想了想也说：“朕亦服其胆！”孙嘉淦总算没有受到处分，后来反倒升为国子监司业。

孙嘉淦为祭酒时，曾荐其弟孙扬淦为国子监丞。后来，他又负责对宋镐、方从仁等人的教育培养。当学习期满，引荐给雍正时，孙嘉淦说：“宋镐、方从仁都有教学，可委以重任。”当孙嘉淦有发现方从仁的所作所为名不副实时，于是又直方上书说：“方从仁不怎么样，实在不值得使用。”这使雍正很生气，斥责他反复无常，欺蒙圣上，为此将他撤职，交给刑部治罪。刑部提出，孙嘉淦犯了欺上之罪，准备将他斩首。这时，雍正又对朝中大臣说：“孙嘉淦太憨厚，他有优点，就是不爱财。”又免了他的死罪，把孙嘉淦发落到户部银库干些杂事。

孙嘉淦出狱后，到银库服役。当时，执掌户部大权的是果亲王允礼。他一向认为，孙嘉淦是担任过朝中大臣的人，如今被罢免，到银库服事，一定瞧不起、也不会去干会计之类的小事，以后，又听到流言蜚语，说孙嘉淦为了收买人心，取得好名声，对收交的银两，一概不去核数。为了弄个明白，果亲王允礼亲自察访此事。他到银库检查，所查结果，同传说的完全两样。他进入库场，又看到孙嘉淦正和吏卒等差役人员在一起，不辞劳苦，又是记账，又是搬运，还拿着秤一份一份细细地称。他所收得的银子，都集中起来固定地放在一个地方，取来复称时，没有丝毫差错。这件事传给雍正皇帝后，雍正愈加器重他。雍正十二年（1734年），任命他担任河东盐政。

多次上书

孙嘉淦精于理学，曾以孔孟之学为纲多次上疏。高宗弘历（乾隆）于1735年即位后，孙嘉淦被召见京师，先以侍郎候补，后授吏部侍郎，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想到高宗初政，春秋方盛，乃上书提出：“治乱之回圈，职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着，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怎样做到慎戒呢？他提出，“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接着他对“三习一弊”又详加论述。这些精辟的见解受到乾隆皇帝的赞扬，并将孙嘉淦的上书当朝作了宣示。三习一弊疏也被后世称为“大清第一名疏”。

三年后，孙嘉淦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当时京辅一带，酒禁甚严，尽管如此，违法的人还是很多。但是，地方官吏都不敢向上报告。孙嘉淦上任后，根据实情，上书提出：“禁酒原在灾年，现处丰年，不宜再禁。造酒之物，本非朝夕所食，豆皮、大麦、谷糠、黍谷之类，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他又进一步指出：“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会倍于昔。会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乾隆接到孙嘉淦这份逻辑性强、论证严密的上书，认为他的建议对民生确为有利，决定对禁令作修改，使酒禁较前有所放松。

为民雪冤

孙嘉淦不畏权贵，在办理民讼冤案上，也能坚持正道，政绩卓著，被人们称誉。关州有一疑案，多次派人处理，始终没有结果。乾隆特命孙嘉淦前去审理。他经过调查了解后，没用多长时间，就把受冤枉的十多人全部解脱了。以后，他一连处理多起被诬、被陷、被株连的冤案，都使其真象大白，平反昭雪。

以后，他又致力于治理永定河、子牙河、南北运河。先后任湖广总督、福建总督、左副都御史、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

史家在为孙嘉淦作传时，对他的一生为人处事作了简要的概括：“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收。’用以自戒。”（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e7f0a70100gyid.html）